许知远与姜思达背后 访谈主持人的生死场
二十年多前，「靠聊天吃饭」几乎是广播电台主持人的「专利」。直到1996年，一档叫做《实话实说》的栏目，让人们可以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主持人针砭时弊、舌灿莲花；两年后，回归祖国不足一年的香港，诞生了另一档货真价实的访谈类节目《锵锵三人行》。
现在，这种再熟悉不过的节目形式，跨越了电视、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的几次技术更迭，始终留存。它本身的变革，既深深融入了娱乐产业的惊涛骇浪，又从高处俯瞰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
走精英路线的许知远，《十三邀》尬聊依旧；从《透明人》到《仅三天可见》，姜思达在走着艺人与主持人的边缘路线；而以专业记者身份前行的易立竞，节目命运多舛、前途未知。
今天我们换个思路，聊聊这些访谈作者们自己的故事。
靠「尬聊」标签出圈，或许并非许知远做《十三邀》这档节目的初衷。
他在《十三邀》里倾注了不少心血，也表达了许多观点和想法。但这就是问题。
许知远采访李诞时，李诞主动聊起一个适合主持人的话题：「那你想过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生命？」
不料许知远直接回答：「死在女人身上。」
李诞身体往后挪了大几十度，告诉他，不要这么说话，「不要挑战大多数人」。
许知远不明白：「那多无聊啊。」
李诞也急了，手把手教他：「你要用包装的形式。」
作为访谈节目主持人的许知远，他抛给受访者的很多问题是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。
尽管在《十三邀》开场辞中，他说：「唯有更开放的对话，更多元的思考，才能追寻一种兼容之道。」但事实上，许知远更多地需要嘉宾来迁就他的主观判断，来「兼容」他。
他表现出非常希望主导采访的态势，可以说是强行注入个人的观点，导致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。
因为这种坚定不移地不以嘉宾为转移的风格，《十三邀》中出现过很多话不投机又无能为力的访谈时刻。比如采访木村拓哉时，不顾文化差异地说「你就像眼前这盆栽……你也可以做锦鲤」，留给木村拓哉一脸错愕的颜艺表演空间。
在访问著名导演李安时，因为李安说了一句「拍完片，像刚打完一场仗，现在是中场秀」，许知远立刻断定：「所以我现在碰到的李安实际上不是一个那么真实的李安，更真实的李安是在那个电影中。」
自说自话，看起来永远对时代忧心忡忡，成为了许知远的谈话姿势。
这股劲儿其实早在他的中学时代就埋下了根。
1992年，许知远在首都师大附中读高中，调来一位新的语文老师，孔庆东。
孔庆东老师在课堂上不惜余力地向学生传达他对母校北大的爱：「你们若是心怀天下的青年，就要努力考上北大。」
耳濡目染之下，许知远也把北大作为了自己的目标。然而在高考前一天，许知远却失眠了。并非实力不济，他的平均分稳定在班级前五，但没来由的忧虑包围着他，一如多少年后在节目中的呈现一样。
有惊无险地，许知远还是如愿考进了北大微电子专业，却并没有找到他心中的五四时代。最终他提交休学申请，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，跟同学办起了一本校园杂志，内容是批评日益世俗化的校园——没出几期就被校领导勒令停刊。
这时的许知远对建立精神乌托邦的梦想日益清晰，向着文艺道路一路闯下去。这期间他进入又离开了《经济观察报》，创办单向街，批评当时最热的杂文作者韩寒而引发骂战。
此时，他被人熟知的标签是自由派公知。他的文章中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考，充满忧患意识。这与他后来更被人熟知的标签，一个常常为不存在的文艺理想时代唱挽歌的人，一脉相承。
在许知远个人成长的同时，时代也在悄然发生着变革。
在那个电视为王的时代，访谈节目如日中天。例如崔永元主持的《实话实说》和2004年起水均益主持的《高端访问》均以受众层次明确且差异化的定位，在内容就是「访」和「谈」二字的流动下，聚集了极高的影响力。
然而央视彼时遇到的问题，正如罗振宇面对许知远时所分析——整个行业的价值在往个人的身上转移。
崔永元离开央视时，《实话实说》的制片人海啸还没有意识到危机。他想，如果新找来的主持人比崔永元差20分，节目组再努努力补上10分，这不比原来就差10分嘛。
可是海啸没有料到，小崔走了之后，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是断崖式的下滑。
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。
可能在大学课堂上，节目仍然是主持人加摄影师加导演于一起分工合作的集体艺术；但是在市场面前，主持人个人的号召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它工种。访谈节目必将从集体的艺术转向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个人风格主导。
最终气候形成，访谈节目有了第一大转变——从主持人适应节目策划，到节目策划去贴合主持人的气场，打造个人IP。
智能手机、微信、4G时代来临，许知远早早做出了转变。
《十三邀》这个名字，谐音十三幺，麻将的一种胡牌形式，又名国士无双。这符合他的精英气场。但遗憾的是，他所对话的大多数嘉宾都像他所不愿看到的「活在当下」。
马东一句「我没那么自恋」，他只能尴尬地回笑。
一再的尬聊，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错位，访谈节目的对象虽在眼前，心灵却渐行渐远。但这种鸡同鸭讲，却可能正在成为社会新常态。
这也许能解释，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他这种风格，但当许知远采访到一个跟他风格明显不搭甚至对立的人物时，为什么大家还是很乐意像看一场辩论比赛式地来捧场的。
然而，从真正辩论节目里走出来的姜思达，却并没有选择放大价值观的碰撞属性。
姜思达1993年生人，90后，在如今有自我造血能力的访谈节目中，是非常年轻的主持人。
2017年，姜思达第三年参加《奇葩说》。
第一年，他只是来节目里出了个柜。
第二年，他走到了8强，却还是差点意思。
第三年，他如编剧史航评价，「妖也妖得起来，论也论得下去」。这个定位让他开了挂一样地拥有了特别强的粉丝缘。几次登上微博热搜，成为当季最大黑马。虽然决赛因为紧张落败，但是他已经获得了比成为冠军更好的东西。
他很快在米未内部孵化为逆溯文化CEO，创办了一档名为《透明人》的短视频访谈节目。
8-12分钟、短小精巧的节目时长设置，姜思达的团队也在淡化访谈应该给观众带来的知识与观念，他更像是以一个「人间观察员」的身份从各个行业里舀起那个行业的情绪，焦虑的，亢奋的，压抑的，自恋的，迷失的。
而作为主持人，姜思达非常敢于暴露自己的脆弱和情绪。
当然，这并不是敢在镜头面前哭这么浅显，而是非常微妙的共情能力，并且可以将之准确地呈现出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姜思达在面对内心柔软，且有一定文艺功底的女嘉宾，如春夏马思纯等，往往会产生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而随着《透明人》拿到雪碧千万级赞助，短视频化的访谈节目纷纷开张。网络短视频风口成型。
访谈节目悄然发生着内容的转变。不再从演播厅两张椅子间的推拉摇移，而是要真正意义上走入访谈嘉宾的生活世界，或者反其道而行之，将嘉宾推离舒适圈。
这样让访谈节目所呈现的内容碰撞，也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对立，知识上的补充，更主要的是加重了情感的传达流动。
而这一阶段，访谈节目的作者身份也在发生变化。由传统的PGC（专业生产内容）越来越多地向UGC（用户生产内容）转移。传统媒体人与新生代互联网原住民的年轻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
当访谈与社交网络的结合越来越紧密。姜思达却选择了停更《透明人》。他在过渡时期的《陷入姜局》节目中，向自己的导演表露担忧——「担心离艺人这条路越来越远」。
姜思达需要的，不仅仅是成为提问者。他需要自己也能输出价值观和情感态度。
以其最新的《仅三天可见》节目为例，纯访谈时长已被压缩至占总片长三分之一或更低的比例。真人秀或纪录片式内容的深度结合，是当下访谈节目模式的主流。
如果说姜思达呈现出男主持人并不常见的柔软，那么与他相对应的女主持人，是易立竞，采访风格冷酷厉色，不苟言笑。
从1999年入行，易立竞做记者将近20年，迄今，她的微博身份标签仍然是「前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主笔」。
2005年，发表于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《病人崔永元》，是易立竞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访问之一。
被抑郁症折磨的电视主持人崔永元，在长达七小时的专访中词锋凌厉，锋芒毕现，话题所及多涉当时的敏感问题。因为对受访者的思想、性格复杂程度呈现得淋漓尽致，该篇报道一时引起轰动。
2015年，离开传统纸媒行业的易立竞成立个人工作室，与爱奇艺联合出品深度访谈节目《易时间》。
在镜头前，易立竞的长处是控制气氛，问题通常为短语，语速迅猛，如「后悔吗」、「不成熟吗」、「满意吗」等等，剥夺受访者的思考时间。
这使得易立竞面对大多数受访者都从容不迫的强控场能力——在十几年前采访时，她就有意让受访者坐面朝墙壁的椅子，用封锁视线的方式不让对方分心。
易立竞在采访中，很少为嘉宾周围的纷扰八卦所左右。她关注的，是角色后面的人性。这个定位很挑嘉宾，在面对嘉宾身上承载着深刻的命题时，效果好得可以令观众瞠目结舌。比如她2014年采访陈佩斯的视频片段，至今余波未尽。
然而，《易时间》只录制了24期就停播了。直到2019年，易立竞录制完成又搁浅的第二档访谈节目《立场》艰难复活，在爱奇艺播出，却频频被弹幕攻击主持人「不说人话」、「表情冷漠」……尽管受访者都是颇有影响力的明星，内容却鲜有破圈。
从人设来说，2019年，观众对记者的期待已经变了。
为了获得一手的资讯，或者嘉宾的真实想法，记者有进攻性无可厚非，甚至是一种可贵的品质。但是在镜头面前，观众对访谈节目与综艺节目的认知差距已经越来越小，进攻性往往更容易被归结为不讨喜的行为。
大众更想看到的，是记者或者主持人同时也能输出俏皮话或者情绪状态，共同填补高密度的信息输出。这是快餐文化的节奏审美，也是习惯了坐在镜头后面的记者移到镜头前，普遍遇到的不小的挑战。
其实，如《仅三天可见》这种将访谈与情景实验形式结合的转变，不是访谈节目创作人们近期才有的尝试，但以往只作为抵达受访者内心的手段，例如易立竞采访黄晓明时，就曾让其三小时不看手机，静坐独处，然后问他的感受。
现在，这些手段也变成了内容呈现之一。
原因之一是，这类访谈节目始终是以明星为看点的，这是商业化的必然选择。大众对其生活状态有好奇，也是嘉宾善于呈现的内容。
较之于传播影响力，保证人设安全是大多数艺人团队的底线。因此，我们注意到，即使有明星流量加持，访谈节目能破圈引发全民讨论的几率已经越来越低。
首先是平台。
很多访谈节目采取与平台方联合出品的模式，这往往需要节目在平台独播，甚至付费或会员方能观看。
这对于节目的传播来说确实是一道不小的门槛。根据笔者观察，愿意为访谈节目付费的用户群体还非常有限。
其次是商业转化能力。一位媒体前辈曾表示：「访谈节目就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。」
目前几乎90%的访谈节目均由汽车类冠名。并非是因为受众与消费群体有多大重合度，而是在风投的背景下，行业将访谈节目视为「文化搭台」的作用。
当访谈背上了让传播力变现的KPI，好的访谈节目作者标准也在斗转星移。
由于访谈节目缺乏商业品类的实时转化能力，拍摄成本却水涨船高，所以在投放选择面上已经越来越窄。
尽管风投注意到短视频会成为下一个蓝海，对于新兴的或小型的访谈节目作者而言，依然是雪上加霜。
到了2019年末，房地产大佬潘石屹、体育人士邓亚萍等纷纷高调跨界、进入赛道。接受对赌命运的纯访谈内容创作者们，已经走向一场越来越残酷的大逃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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